作者：王明凯

　　“巴渝文学”概念的产生，是以《巴渝文学》的创刊为标志的。2015年新年伊始，《西部开发报》孵化出一张报中刊，取名就叫《巴渝文学》。自然而然，“巴渝文学”的概念顺势而生。

　　在我看来，巴渝文学就是重庆文学，它们都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而已，都是对同一文学属种的生存条件、成长历史、整体面貌、作家作品、影响特色等内容要素的概括和抽象。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巴渝文学从它的昨天蹒跚而来，在泱泱大地的文化史上不仅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而且表明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在我国地域文学的发展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纵观巴渝文学的昨天和今天，余以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具有不容置疑的五个高点，或称五次高潮。

　　秦汉时期

　　唐宋时期

　　第一个高点：

　　秦汉时期

　　重庆姓巴，是因为它的祖先是巴人，史称巴国；重庆属渝，是因为它有浩浩的嘉陵之水，简称渝水。巴人由清江流域向外拓展，长阳而夷城（恩施），夷城而枳城（涪陵），枳城而江州（重庆），在江州建立了巴国。巴国势力所及，西近成都平原，北到陕西汉中，东至汉水流域中上游，南至今之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在巴山渝水的广袤大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巴渝文化，而巴渝文学自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先秦汉魏六朝，这时的巴渝文学，以诗歌为盛，以书写长江三峡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居多。当时的巴渝诗歌，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歌，当时称之为“下里巴人”，流传于春秋战国时期，记录和歌唱古代巴人的劳作生息。目前有史料可考的“下里巴人”，可追溯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提及的《峡中行者歌》，描写的就是长江三峡。到了秦汉乃至以后，也有一些文人墨客渗入到民歌创作的行列中来，对其加工提炼，产生了一些巴渝民歌的经典之作，典型代表当数《竹枝词》和《巫山高》。据资料，仅先秦汉魏，同以《巫山高》为题，歌咏三峡的诗人就达数十位之多。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九歌·山鬼》，写的就是巫山，其中有“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的诗句，“於山”就是巫山，“山鬼”即为山神。在诗中，山鬼是一个缠绵多情的女神，她是自然美的化身，住在巫山深处，蔓生植物为衫，香花香草为带，非常温柔美丽，她久久期待着爱人。屈原的《山鬼》，应该是最早描写三峡神女的诗篇。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写的也是巫山。在《高唐赋》中，宋玉向楚襄王描述当年楚怀王在梦里云游高唐观巫山神女的情景，以及醒来之后祭祀与游猎之事，叙述巫山一带的雄伟山水和瑰丽奇观，并规谏楚襄王与其和神女交会，不如广开言路，用贤辅政，以求身心康健，民安国泰。《神女赋》是《高唐赋》的续篇，它描写了巫山神女美丽的容颜、精美的服饰和淑静端庄的品性。《神女赋》应该是描写女性美最早的赋体范文。

　　无论是歌唱劳动人民劳动生活的“下里巴人”，还是以民间歌谣为主体的《竹枝词》和《巫山高》，以及文人诗赋的《九歌·山鬼》、《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是长江三峡这块神奇丰润的土地上孕育和生长出来的文学庄稼，都是巴渝文学的重要源头，其中的“巫山云雨”和“神女”的文学形象，不仅对后来的重庆文学，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高点：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的巴渝文学，仍然以写长江三峡的诗歌居多，无数骚人墨客在重庆和三峡做官或客居，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唐代有陈子昂、杨炯、卢照邻、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李贺等等；宋朝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询、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等。几乎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古代文学家，都在三峡地区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使唐宋时期成为巴渝文学的第二个高点。

　　继郦道元的《江水》发轫之后，唐代一大批文人在三峡地区留下的瑰丽诗篇数不胜数，有杨烔的《广溪峡》、《巫峡》、《西陵峡》，刘希夷的《巫山怀古》，陈子昂的《白帝城怀古》、《度荊门望楚》、《感遇》，王维的《晓行巴峡》，岑参的《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李益的《江南曲》，于鹄的《巴女谣》，李商隐的《过楚王宫》、《夜雨寄北》，卢象的《峡中山》……

　　一大批唐代诗人中，当数李白、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空灵奔放，千古传唱。杜甫晚年居夔州，留下诗作430余首，约占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古代巴渝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一首描写白帝城的《登高》，宏阔深远，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白居易写《夜入瞿塘峡》：“瞿塘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练开……”当属宦游巴渝的名篇佳作。禹锡在担任夔州刺史期间，潜心釆风，创作《竹枝词》11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到了宋代，文人诗歌仍以描写长江三峡的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为最盛。同时，描写长江上游的万州、忠州、丰都、涪陵乃至山城重庆的诗词也相继多了起来，如欧阳修的《三游洞》、《松门》，王安石的《巫山高》、《明妃曲》，苏轼的《入峡》、《出峡》，苏辙的《滟滪堆》、《竹枝词十五首》，黄庭坚的《登巫山县楼作》、《题白鹤梁》，陆游的《万州》、《忠州醉归舟中作》，范成大的《万州》、《恭州夜泊》等，都是巴渝诗词歌赋的精美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文章。

　　今三峡库区的奉节县，留下了各朝代特别是唐宋时期不胜枚举的名人诗作，故而号称“诗城”。奉节县出版了一部《夔州诗全集》，浩浩十余卷，其中唐诗宋词占有大量比重，有力衬托了巴渝文学的第二个高点。

　　第三个高点：

　　五四前后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巴渝文学也被裹进滚滚洪流之中，新闻媒体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渝报》、《重庆日报》、《商务日报》、《新蜀报》、《广益日报》等报刊应运而生。到抗日战争前夕，重庆地区先后催生出的报刊多达300余种，它们大都辟有副刊和专栏，刊发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促进了巴渝文学的“现代化”。在胡适、陈独秀“革命文学”的号召下，巴渝文学焕然一新，出现了一大批在巴渝大地长出来的现代诗人，代表人物有吴芳吉、何其芳、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等，尤其是吴芳吉、何其芳、邓均吾的诗歌，更是走出了夔门，成为巴渝文学的名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重庆足迹和鲜明的巴渝特色。

　　五四之前，重庆的现代散文就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宋育仁、邹容、卞小吾、杨沧白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邹容的《革命军》，体现了作者张扬的个性、独特的风格、犀利的语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刚毅勇猛的气势，极具感染力和战斗力，在巴渝文学和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五四运动以后，重庆出现了第一批小说作家和小说作品，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有白梅居士的《乡居杂感》、文风的《饥饿的人》、抱齐的《旱》等；表现都市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小说有白叶的《小车夫》、棼声的《岗上的一夜》、金满成的《隐藏着的力》等；除此之外，还有毛一波的《少女之梦》、陈翔鹤的《不安的灵魂》、《孤独者》，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春城十九侠》等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总之，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以赵熙为代表的“旧瓶旧酒”派和邹容为代表的“旧瓶新酒”派激烈的思想碰撞，为巴渝文学的转身准备了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德先生”、“赛先生”先进思想的传播，为巴渝文学的转身拉开了序幕；一大批报刊的创刊和印刷行业的兴起，为巴渝文学的转身提供了载体；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一大批本土作家的成长和成熟，一大批有影响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的涌现，为巴渝文学的华丽转身提供了佐证，使20世纪的初期有理由成为巴渝文学的第三个高点。

　　第四个高点：

　　抗战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重庆，使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国的战时首都。同时，它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指挥中心，是与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齐名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城市。这一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社会名流和文化精英云集重庆，使重庆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高地，以郭沬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胡风、夏衍、张恨水、艾青、臧克家等为代表的外来作家，加上诸如吴芳吉、何其芳、邓均吾等一大批本土作家，使重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首屈一指的文学重镇。

　　新闻出版印刷事业迅猛发展。《新华日报》、《新民报》、《新民晚报》、《新蜀报》、《世界日报》等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文学作品。特别是第一个以发表小说为主的地方性文学月刊《春云》创刊、第一个现代诗歌刊物《诗报》创刊、外迁而来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小朋友》、《儿童世界》等文学刊物为巴渝文学创作提供了阵地。据资料记载，抗战时期的重庆城，有文艺刊物50余家、报纸110余家、岀版社120余家、文学丛书130余套，为巴渝文学和抗战文学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产生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学作品。小说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贫血集》、《火葬》、《四世同堂》；夏衍的《春寒》；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啼笑因缘》；沙汀的《还乡记》、《淘金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艾芜的《苦难者》、《故乡》；徐訏的《风萧萧》等。抗战时期的诗歌，除郭沬若、柳亚子、光未然、卞之琳、臧克家、艾青、胡风、田间等外来的著名诗人以外，本土诗人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沙鸥等也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诗歌。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批领袖诗人。《新华日报》号称投枪，发表了李劫的《敬礼，守卫国土的老妈妈》、戈茅的《边塞吟》、李嘉的《夜过秦岭———赠别西北》等抗战诗篇，是射向敌人“短小精悍的武器”。散文作品在抗战时期为流离的难民和屈辱的同胞呐喊，向沦陷区的人民表达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反映抗战大后方群情激昂的社会生活，一大批小说、诗歌作家也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如郭沫若的《在轰炸中来去》、《日本在泥淖中》；茅盾的《炮火的洗礼》、《白杨礼赞》；老舍的《轰炸》、《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田汉的《把民族敌人赶出神州》、《最后的胜利》；何其芳的《呜咽的扬子江》、《从成都到延安》；冯玉祥的《倭寇内部的危机》、《把日本强盗完全赶出中国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戏剧、电影和儿童文学作品。

　　第五个高点：

　　八十年代

　　和全国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巴渝文学经过十年浩劫后喷发而出的文学高潮。早在之前的60年代，就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广受国内外读者欢迎，总印量迄今早已突破1000万册，髙居我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榜首，还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几种文字。1999年，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并入选“感动中国的50本书”。王群生的小说《彩色的夜》，还获过全国短篇小说奖。

　　巴渝文学80年代的异军突起，主要表现在诗歌、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三个方面。诗歌创作出现了三个一大批，一是一大批实力派诗人，除老诗人方敬、沙鸥、梁上泉、陆棨、杨山、穆仁、余薇野、石天河、冉庄、万龙生等，还出现了傅天琳、李钢、成再耕、何培贵、柯愈勋、华万里、柏鸣久、向求纬、王川平、梁平，以及后来的李元胜、冉冉、虹影、李亚伟、欧阳斌等。二是一大批实力派诗作，主要作品有：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李钢的《白玫瑰》、王川平的《云舞》、何培贵的《彩色人生》、雁翼的《雁翼抒情诗选》、杨山的《大佛的传说》、余薇野的《辣椒集》、柯愈勋的《太阳从地心升起》、华万里的《乌江农村主题及变奏曲》等，《绿色的音符》和《白玫瑰》还分获全国第一、二届诗歌奖。三是一大批实力派诗评家，诸如吕进、马立鞭、陈本益、刘扬烈、周晓风、李怡、彭斯远、冉易光、蒋登科等，西南师范大学还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中国新诗研究所，进行诗歌研究，推进诗歌教育，提携诗歌新人。八十年代的重庆，是中国的诗歌重镇。

　　在上世纪80年代，重庆的报告文学创作成绩斐然，出现了一批以作协主席黄济人为领军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家，诸如王火、傅德岷、李显福、吴传玖、郭久麟、舒德骑、许大立、林亚光、岳非丘、邹越滨、刘江生等等。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荣获全国军事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林亚光的《玛丽·若瑟的选择》、岳非丘、邹越滨的《长河精英》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获中国作协等6部委“中国潮”报告文学奖。

　　80年代的儿童文学也为重庆増加了光彩与亮色，出现了揭祥麟、张继楼、江日、蒲华清、李晓峰、彭斯远、黃继先、谭小乔、王代轩、傅天琳、徐国志、王泉根等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推出了《种子坐飞机》（张继楼）、《美丽的小仙女》（蒲华清）、《在孩子和世界之间》（傅天琳）、《“佐罗”的眼泪》（李晓峰）、《儿童文学散论》（彭斯远）、《只想变人的孩子》（黄继先）、《呱呱幼儿园》（谭小乔）、《浅浅的天河》（王代轩）等不但深受孩子欢迎，也深受业界好评的儿童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部分作品还获得了全国和省巿的一系列文学奖项。

　　进入新世纪后，巴渝文学又出现了蓬勃生长的大好局面，推出了一批重量级作品，傅天琳的诗集《柠檬叶子》、李元胜的诗集《无限事》荣获鲁迅文学奖；张者的长篇小说《老风口》、郭继卫的长篇小说《坼裂》入围茅盾文学奖；何小竹的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冉庄的诗集《冉庄诗选》、冉冉的诗集《从秋天到冬天》、陈川的中篇小说集《梦魇》、何矩学的长篇小说《摩围寨》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傅天琳、罗夏的长篇儿童小说《斑斑加油》入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是否预示着巴渝文学的下一个高点正在向我们徐徐走来，这是我们热切的期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原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