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时的港口景象。

　　位于渝中区新华路民生大厦的民生轮船公司，曾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日军进逼武汉的危急时刻，民生公司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四十天内，它们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13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员转运至重庆，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受命于危难之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1937年底至1938年6月，随着战局不断恶化，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亦告危急。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迁往重庆，涌向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大量货物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在1938年秋,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物资拥塞得水泄不通。这数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不及时入川,后果不堪设想。而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四十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四十天内运走。宜昌——长江航线的终点,此时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生死的一道起跑线。

　　日军已经开始向宜昌进发,日机也开始对宜昌进行轰炸。在四十天的时间里,要把滞留在此的人员和战略物资撤退到后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照当时长江航线的运输能力,要完成这场抢运,需要一年的时间。

　　时年45岁的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在抗战爆发之后,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并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主管水陆运输。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一抵达宜昌,卢作孚就连夜组织民生公司员工开会。会议制定了一份严密、合理的运输计划——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第一段宜昌至三斗坪,第二段三斗坪至万县,第三段万县至重庆。除大型设备、重要物资用专船直运重庆,再从重庆运送到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外,其他的轮船则进行分段抢运。鉴于三峡航道地形复杂,不能夜航,只能抢在白天航行晚上装卸。为此,在三峡航线增添了数个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码头搬运工3000多人和大量三峡险滩段纤夫,征用木船850艘,昼夜不停地装卸运输。

　　宜昌大撤退

　　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在此后的三十多天里,在滔滔长江上,冒着日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24艘轮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码头搬运口号高昂激烈、峡江拉纤号子低沉回荡。

　　一场抢运民族工业命脉的战役,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空船一驶进宜昌码头，一条条早已装满物资的驳船即被拖轮拖至空船边加固。空船上的起重机也立即伸出吊臂，从囤船上吊起大宗货物，堆放在早已敞开的货舱内。无论是敌机临空扫射，还是风雨交加，抢运工作都在不停顿地进行。宜昌两岸和轮船、囤船、驳船上的灯光相互辉映，犹如从九天撒落下无数颗绚丽的星星。岸边的装卸工人分成数人或数十人一队，吆喝着响亮的劳动号子，肩挑背扛，将一台台机器设备源源不断运上驳船。这紧张的撤退抢运，谱成了一首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威力。

　　经过四十个日日夜夜的抢运，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了险境，积压的器材全部抢运至重庆。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先生惊叹这一规模宏大的成功撤退，将其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奠定抗战胜利的基础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为了抢运长江中下游的难民和物资器材入川，把抗日部队不断运往前线，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公司共有一百多名职工伤亡，先后被敌机炸毁炸伤船只十六艘，其中无法打捞及修复的共十一艘。在撤退抢运中，因汽油着火，炮弹爆炸等故，又损失船驳四千一百五十二吨。至于民生公司被敌机炸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被炸坏的码头、囤船、货栈等等，其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共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万余吨,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它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民生轮船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在大后方建立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1938年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出的一船船重要物资,胜过了百万雄兵。

　　著名记者徐盈在其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写道:“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宜昌大撤退比他们还要艰苦一些。”毕竟,“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仅仅是依靠一支平民船队,却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其过程更加艰苦卓绝。

　　201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在报道这段历史时评价道:“当年,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抗战胜利后，因民生公司对抗战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国民政府曾传令嘉奖，授予其总经理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奖章。

　　（中共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