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一向标榜“超新”的四川军阀杨森逐渐暴露出反革命面目，大肆迫害革命者，童庸生、杨闇公等人被迫先后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也牺牲在为革命奔波的旅途中，成都作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渐丧失。客观形势的骤变，使重庆逐步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但此时，重庆团组织的状况还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组织内部。尚处于初创阶段的重庆团地委不仅组织较为涣散，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团员人数也较少，总共才40余人，工作局面难以打开。特别是重庆团地委的主要筹建人唐伯焜组织能力较弱，常不参加会议和活动。1924年初，团中央批准重庆团地委改选，新当选委员长（书记）的何星辅是个“江湖中人”，而任秘书的范英士也不是党团员，甚至不知自己已“当选”，由此可见其草率。当时重庆团组织成员大都是青年学生，常因寒暑假回家或升学就业退团、脱团，整个团的组织活动经常陷于半停顿状态。

　　尽管重庆团地委在工人和学生当中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并缺乏大规模开展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实际运动经验。加之重庆地处西陲，远离党、团中央，工作联系十分不便，不能获得经常性的指导，使重庆团地委的活动范围较窄，大都限于组织学习和纪念宣传等，不仅群众性和战斗性不强，没有脱离“研究小团体”的状况，大大制约了团地委作用的发挥，还没有真正形成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面对这种状况，重庆团地委的许多同志力求加以改变。为此，恽代英、童庸生等都向团中央报告，请求能多给予具体指导，或派员驻川加强领导。经过重庆团地委多次努力，团中央最终决定对四川和重庆各地团组织予以整顿。于是，整顿和进一步健全重庆团组织，吸收更多的优秀分子入团，以迎接日渐兴起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成了当时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恰逢此时，四川团组织出现了一件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吕潘缔约”事件。“吕”是国民党在四川的重要人物，时任熊克武“讨贼军”第一路司令的吕超。“潘”是重庆地方团组织的团员潘学海。两人在叙府（今宜宾）缔约，其主要内容是潘学海会同成都、重庆、泸县三处地方团组织向吕超请求每月接济100元，补助每个工作人员每月5元。这显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等于是把地方团组织变为了国民党的附庸，违背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的原则。事件发生后，萧楚女及时向团中央进行了反映。

　　1924年9月1日，团中央作出严厉处分，决定解散成、渝、泸三个地方团组织，委派萧楚女作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10月，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派来渝，指导重庆团地委进行初步改组，撤换了唐伯焜，改由罗世文任秘书、杨砺坚任组织、何星辅负责农工。他经过调查很快摸清了实际情况，决定从加强政治思想入手，对重庆团地委进行组织整顿。萧楚女了解到，团中央决定解散重庆地方团的根据主要是“与国民党缔约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完全是潘学海个人的行为，与重庆团组织毫无关系，重庆团组织多数骨干成员是值得信任的。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制造了“德阳丸案”，激起重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为发挥重庆团地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萧楚女迅速率领团地委投入运动，因势利导地领导民众开展反日斗争。在这场反帝斗争中，原本对萧楚女怀有成见的杨闇公等人，因相同的革命信仰及反帝反封建斗争立场一致而站到了一起，逐步有了共同认识和共同语言，他们并肩战斗，共同推动了斗争的发展。通过这场反帝运动，重庆团地委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的状况，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

　　萧楚女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了解到重庆团地委大多数团员是好的，包括对他有误解的一些骨干成员，都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有为青年，决定团结多数、依靠多数来整顿和改组重庆团地委。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进一步改选，由经验更加丰富和老成的杨闇公任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童庸生先代理组织干事，后代理宣传干事，罗世文负责学生部工作。“一月改选”是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从此，重庆团地委迈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在整团过程中，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都曾激烈地反对过萧楚女。但萧楚女胸怀坦荡，不计前嫌，慧眼识人，坚持任人唯贤。整团开始时，他并没有公开团中央对他的委任，借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是在工作中通过实际接触，加深彼此了解，逐步取得相互谅解，最终达到了统一思想、巩固团组织的目的，建立起了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通过整顿和改组，重庆团地委逐步转变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迅速成为四川和重庆大革命运动的主导力量，担负起广泛唤起民众，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实现，推动巴蜀革命浪潮汇入到全国大革命运动洪流的历史重任。

　　区委党史研究室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