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是巴渝文化、抗战文化以及红岩精神的发源地，故有重庆母城之称。在这里，有身处繁华的解放碑，有盘踞着老树根的旧城墙，有古时的城楼牌坊、衙署会馆，有国民政府的机构遗址、名人故（旧）居……这些凝固的历史，为渝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脉，留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维护着山城风貌，传承着人文精神，丰富着城市内涵。
在城市的发展中，历史总能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在2016年渝中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激活释放文化活力、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仍旧是“十三五”时期渝中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今日起，岛主将陆续推出《珍贵档案之重庆母城记忆》系列报道，讲述广布在渝中那些熠熠发光的历史文化遗迹，与你相约在重庆母城的旧时光中，品味历史文化，怀揣美好未来。
沿着中山四路一路东行。道路两旁的树木，已布满了新绿，阳光从叶缝中投下些许斑点，整条街道静谧而肃穆。身边的建筑物也由现代的高楼渐渐变成了青砖黛瓦的民国特色房屋。身处其中仿佛游走在错落的时空线上，远远地，听见历史。
前行四五百米，在路的尽头，是曾家岩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周恩来总理的铜像。正值清明节，总理铜像前摆放着祭奠的鲜花。在其左侧，有一幢灰色的三层高小楼，这便是记者此行的目的地，如门牌上写着的曾家岩50号。当然，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重庆“周公馆”。
“周公馆”是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时期重庆的居所。一栋砖木混合结构的小楼，坐北朝南，中西合璧、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灰色调，依岩而筑，临江而起，呈“回”字形，正中设有天井，古朴而神秘。整栋建筑占地面积364平方米，建筑面积882平方米，共有房舍21间。
据了解，曾家岩50号，本是重庆地方人士赵少龙的宅院，当时门外还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在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住房甚是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邓颖超便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一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并对外称作“周公馆”。
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均秘密设在这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都常住于此。
在一楼大厅，有一部陈旧的老式电话，介绍上写到“1941年1月上旬，国民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国民政府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为此，周恩来在打给何应钦的电话中谴责何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站在锈迹斑斑的电话前，物是人新，仿佛能看到往昔的光影片段。
过了门厅，来到后院，左手边靠近嘉陵江的一间20平米的房间，在那时，是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的卧室与办公地。屋内干净整洁，摆设实用简单，立于门前仿佛还能看见周恩来在办公桌前沉思的身影；又或看到他面对“皖南事件”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怒容。
就在房间旁，后院中栽树的角落有个地下防空洞，可以直通到嘉陵江边。当时一些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和军事情报等工作、由南方局直接联系的秘密党员，常到这里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和递交情报。这些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同志，就经常从这里出去。
虽然这里是“周公馆”，但其实它的内部环境却不寻常。走上小楼二层，中间的走廊原本是隔开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主楼的一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南方局租用，但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还有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有趣现象。但双方心存芥蒂，几乎没有往来。
不仅如此，当时在“周公馆”外，距大门右边百米之外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边则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紧张的内外环境。
在内外环境都极其险恶的情况下，革命先烈们依然风雨兼程，为国奔忙。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国内国际统战工作，团结教育了广大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主义人士，发展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中外各界朋友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民心。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
不难看出，在当时，“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陪都市中心的战斗堡垒，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
在全国解放后，“周公馆”回到人民手中。195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这里筹建纪念馆。196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这里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闻名中外的纪念胜地。
